（第四届“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年会总结发言，2015.7.11）
朋友们，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奔走呼告、各处结缘，讲学议论之风大兴，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指引着我们。今天，这个共同的东西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临近了。
诸位可能发现，我们这样一个学术会议，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搭建了一个广泛包容的平台，以不同学科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沉淀作为基础，进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讨论交流，这就克服了“单纯问题逻辑”与“单纯学科逻辑”两者的片面性与独断性，让现实中国“思维着的精神”以最活跃、最切实的姿态“在我们这里”绽放出来。
毫无疑问，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大转变，我们把“全球化时代的内外观”这一主题作为切入点，既是承认和理解这样一种全球化世界秩序的结构与历史，也是借助主权国家“内”、“外”边界不断模糊的趋势，来洞观这一旧秩序蜕变的契机及其多重可能性。
首先，主旨演讲将“文物返还”司法实践中的困难，回溯到“代际延续中累积”起来的私有产权秩序问题，开宗明义地表明资本主义全球法权秩序的建立，是通过对时间的操纵而隐微地实现的：“历史的占有者赋予时间以方向”，规定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视野。因此，这个主旨演讲的秘密在于，它告诉我们普遍秩序的背后是对历史和历史解释的争夺。
仅仅在不久之前，旧的“世界历史运动”所造成的困苦，还迫使我们这个民族最有智识的群体为着国家与个体的“生存”而奔波，而现在随着经济上的繁荣昌盛，“自由的思想领域也独立地繁荣昌盛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直默不作声的哲学再不来提高自己的声音”，那么这门学问又如何能吸引那些最优秀的灵魂，参与到构筑新世界的梦想中去呢？这个梦想，我们首先从中华文明的既有资源中得来，试图以过去的荣耀与精神来重新描述未来。
“儒学古今”这组首先指出，“内外之别”是儒家政治现实主义借助王道理想来治理庞大帝国的一个“治理问题”，内外之分、由核心到边缘，作为治理策略，这是在尘世中次第实现对历史的最终掌握。我们“引经义以决世”，通过“畿服之制”的梳理，打开了从天下格局到“地球世界观”转变的多种可能性。但是在儒家思想现代转换的各种逻辑可能性上，还需要补上“中国革命”这一最重要的“现实环节”：无论是梁漱溟的乡建道路，还是形形色色的“儒家保守主义”，作为传统中国的历史意识在世界格局转换之际的各种附体、各种显现，是有其合理性的；但需要谨记的是，如果没有政治中国在“革命世纪”的复兴，今天我们就不可能谈论文化中国的复兴，更不可能有儒家复兴，近代中国革命建国的实践与道路是这一切的总前提。
不过，仅仅把“内外之别”作为传统治理方式提炼出来，还不能够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因为近代以来新的“世界历史事件”，引致了一百多年的震荡与变动，过去的内外观所面对的是变动不居、弱肉强食的世界法则，“辩证能动地”还是“机械被动地”去运用“内外观”来治理，曾经是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革命与建设道路成不成功的根本。
于是，认识和继承在“革命世纪”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这些丰富遗产（海裔的文章），显然会提升我们继续应对全球性内外震荡格局的能力。“重构政法”这组，对政治遗产的梳理还涉及“国防委员会”设置中“名实”的不断偏离，司法实践中法院“地方保护主义”的实际“坍蹋”……对这些问题讨论尤其表明，原有的制度环境在不断逝去：当我们刚刚学会、刚刚形成某些概念要去解决问题时，事情已经变了、问题已经变化了，连“问题在哪儿”都容易找错方向。
历史在变动不居，时间在马不停蹄，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洞见。情况变化了，敌人也模糊了，连“我们是谁”也模糊了。这种模糊化在此以“司法理性化”与“严打”这对矛盾呈现，好像“新敌人”在不断在被创造出来。当然，用美国的“本土理论”来描述中国的“本土问题”是不确切的，这容易造成一种将逻辑与历史的强行“拉郎配”。
在最需要新的思想形态的时代，过去的时代精神，还在制约和塑造着我们的想像，它首先就潜藏在商业化大众媒体中，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又让一切更加复杂化。管理部门不得不想方设法维持“刚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旧秩序，但由于其策略重整仍然基于资本和市场的内部逻辑，很难说国家对媒体的直接所有权必然带来其“文化领导权”。“媒体批判”这组，对“媒体审判”话语范式的滥用、媒体监管机制的落后、网络实名制的必要性和不必要性等问题的讨论，同样也都是基于新的洞见，即这些问题领域都处在变动不居中，不是随便拿来什么概念就能称手解决的。
总之，内外模糊动荡，深入而广泛。我们原来或许以为，在大变动、大动荡之后，我们就将重新融入一种世界性的体系、与国际接轨，现在却突然发现，这一大变动大动荡的结果，恰恰是旧的世界秩序的瓦解，而展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在此，这些文章都在反复告诫我们，不要“找错了”问题！
“民族边疆”这组，回到最直接体现“内外观”想像的民族和边疆问题。第一篇文章展示出美国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实际上是根据国际格局、中美关系中的兴趣变化以及自身的学术脉络发展，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学术范式；这个梳理最明确地显明，什么叫作地域性的、地方性（local）的学术概念，被拿过来当成普遍性(universal)范式。在中国，民族并不是和边疆问题天然联系在一起的，也不仅仅是民族地区的问题，而应该同时也是“内地”的社会问题——这是第二篇文章的要义，正是体现了内与外、中心与边缘的辩证法。
因此，边疆在哪里？什么是边疆？这个问题和前面的所有具体问题一样，再度成了疑问。后续的文章于是讨论了边疆构造的历史过程：贸易和政治治理如何实现边疆的“内地化”；天下版图破碎之后，革命先贤们如何将其重新聚合（黄兴的边疆革命），以及地图测绘这样一个技术维度在清代边疆勘定中的应用等等。
在大家的讨论中，有一些很值得注意的提法，比如我们自己的“行省化过程”与世界历史中“民族国家的演化”过程同步，帝国的相互争夺的过程和帝国自身的瓦解过程同步，在这种争夺中贸易手段的普遍化与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同步……同样，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想像，中国的崛起过程和人类文明寻求另外一种可能性过程，也存在着这种时间上的一致与方向上的趋同呢？
这就要提到我们经常说的：正在发生的中国崛起过程，又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过程错综复杂、成就举世无双、代价有目共睹、所引起的困惑也无穷无尽。将中国经验提升为普遍概念并诉诸理论表达，将是在经历百多年动荡、纷纭之后，融合了“古今中西”的新型中华文明，它的全面的自我认识，将产生具有全球性典范意义的“文明型”思想形态。
最后一场，“政经新论”，正是这样一种初步的努力，其首要的问题在于，现代中国的奇迹何以发生，有哪些经验足以贡献给世人？展示议会制民主和选举民主的重重困境，实际上是要将我们政治想像的目光从“外在的偶像”扳回到内在的实践；对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所走过道路的全面梳理总结，又呈现出正反两面的经验……当然，这方面的具体工作并不容易，因为中国道路植根于我们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西方地域性的学科话语并不能有效地描述，我们自己的理论语言还需要不断提炼总结才能跟上实践中的日新月异，它需要一种全新的世界观来给予最终的思想沉淀。
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形态的隐约显现，让我们越来越感觉，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指引着我们：“一个这样的核心正在形成，这个核心向一切方面，向政治、道德、宗教和科学方面进一步发展”，这种进一步发展，都已经托付给了我们的时代。所以，朋友们，作为分散在各个学科的研究者们，如果我们再不能主动跨学科地以“问题”为导向，把握到这样一种托付，就会与时代的使命失之交臂。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个国家的宣传话语中的陈词滥调、形式主义的空洞表态，还有形形色色色旧时代精神最后的偏执与挣扎，都很难产生任何实质的推动人心的力量，而只会体现出在世界格局剧变的大动荡中，思想与知识界的软弱，甚至懒惰；这从反面来说，也恰恰表明新的世界观需要一群更加青春的继承者，来承担这样一种托付的使命。
所以，我们一再说，诸位，我们何其荣幸，躬逢如此历史转换的当口。在小时代的汪洋大海中，还能汇聚在一起，有望壮大为一个学术思想共同体，以加入大时代的合唱，这是中国的大时代，它还正在进行时。历史还没有终结，过去也不曾远逝，并且与“今天”在不断地相互交融。“神圣的当下”，我们正在从事的学术思想事业，不仅会影响着未来，也在改写着过去的历史。
因为，如果我们自觉地承担了新世界观的使命，这就起码表明，人民共和国的文教制度还有效，我们竟然还能超越具体学科的狭隘限制，仍然将学问的旨归系于国家和文明的自我更新——对于“学问所为何事？”，这是一个重大回答，也是对现代学术工业极大的反讽。它证明，共和国的文教制度，仍然有着中华文明的文教制度一脉贯之的内核；它证明，建国先贤们仔细考量之后的道路选择和制度建设仍然行之久远。它甚至还可以展现出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个新的思想形态的内核，有可能借助我们共同的运思，塑造出下一个五百年“占有历史”的力量，它将最后规定我们意义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再次成为激动人心的力量，团结起所有人！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上。这样的愿景，靠着一个自觉的“学术思想共同体”来共同承担，请注意：它首先是一个“学术与思想”的共同体，而不只是某种“态度”，哪怕这态度以多么令人感动和激烈的方式表述出来。所以，让我们一起爱护它、守护它，还有维护它。我想，这是“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年会的意义之所在，一言以蔽之，它在不断“会聚着”这样一个学术与思想的共同体。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