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7日晚，应重庆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科学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博雅学院的邀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开放时代》特约主编、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吴重庆教授在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报告厅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的博雅讲座。高研院“百人学者”、学术副院长李放春担任主持，参加者包括博雅学院本科生、高研院研究生、教师以及公管学院等院外师生，济济一堂。

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作为观察中国社会结构切入点，吴重庆教授开始了此次讲座。他首先对此讲座的研究地点——中央苏区的地域范围和经济状况进行了简略介绍。中央苏区是指在1929年至1934年中共在赣南和闽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庞大的军队、政府机构和迅速增长的人口使苏区面临繁重的财政经济负担。随后，吴教授从国家性质、社会性质、土地资源和中共执政经验四方面总结归纳了中国革命特殊性。在中共的执政经验方面，他以毛泽东在农村中的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为据，突出强调中共的农村调查对中共革命胜利的作用。

随后，吴教授在强调阶级分析对土地革命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具体的介绍了苏区划分阶级和分配土地的方式。若不进行阶级分析，阶级分化不明显的苏区的土地重新分配就将无从着手。而在阶级划分和土地分配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共敢于打破教条主义，采取因地制宜的灵活方式划分地主和贫富中农，由此才能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让广大的贫雇农每人分得了大约两亩的田地。并且，吴教授通过对《寻乌调查》等的农村调查的追踪与研究指出，当时农村中发生阶级冲突的往往不是贫农与地主而是贫农与富农。富农与小地主在加速度的财富累积过程中往往会通过高利贷（谷利、油利）等手段剥削贫农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土地革命过程中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也是争取广大贫农群众的必要措施。但与此同时中共也需要考虑给地主富农一条活路。吴教授认为，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正是在对阶级斗争平衡感和政策分寸感的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开展的。

接下来，吴教授对农民在革命中即时收益与革命后的社会再造进行总结归纳。通过土地革命，底层农民在物质方面、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等的一系列在内的即时利益。土地的重新分配使得农民们获得了土地，以及田地、山林、房屋等生产生活资料；扫盲识字教育开展，使农民们在政治上翻了身，有了话事权，“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废除一切旧债务（二分利以上）的规定使农民们不再受到高利贷的剥削；提倡婚姻自由，废除买卖婚姻，使妇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他也指出，在地主被打倒之后，熟人社会、宗族网络也随之崩溃，新的社会亟需被建立。中共则主要通过政治选举、社会组织、经济合作、文化革新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让农民在革命中持续获益，以成功地进行革命动员。

最后，吴教授再次回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问题进行总结与归纳。相比于米格代尔提出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理论分析框架，吴教授认为“强国家——强社会”能更为贴切的描绘出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人民社会”的建立。他解释到，中国革命固然彻底而决绝地与旧社会、旧传统、旧文化作别，但中国革命同时也在造就一个新社会、新传统、新文化，与其说革命埋葬了农民传统的地方性社会关系，打压了传统的农村社会空间，不如说中国革命把农民纳入了一张超越地缘血缘的更大的社会网络，普通农民作为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得到进一步的激发。

讲座之后，在座师生与吴重庆教授积极互动，许多同学结合自己对当代农村问题的思考向吴教授请教，双方进行了友好而热烈的交流与切磋。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高研院2015级政经法研究生 吴奕佳供稿）